而作为历史现象，它必须随着历史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必须和时代发展的节奏保持同步。
现行《宪法》第八十九条第六款规定：国务院领导和管理经济工作和城乡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从党的领导实践考察，党的领导包括党的执政、党的政治领导和思想领导、党的组织嵌入和党政机构融合四个层面[22]。
文章来源：《学习论坛》2020年第2期。一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需要地方政府的生态回应。《联邦德国基本法》第20a条明确了环境保护是德国的国家目标，在此基础上，作为国家目标的环境保护条款发挥其宪法规范功能的进路在于构成宪法委托、构成国家权力裁量空间的基准、构成法律解释的考量因素、限制基本权利提供合宪性基础和为国家权力配置提供标准五个方面[24]。杨茗皓，西南政法大学宪法学与行政法学博士研究生。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军队环境保护部门，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对资源保护和污染防治等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监督管理。
我国各国家机关在具体化和现实化国家根本任务方面承担着不同的宪法义务[23]。环境治理由后果控制到风险预防的转型不仅仅是对环境损害和生态危机发生风险的预防，还应当拓展到对国家治理行为本身风险的预防，包括国家治理行为引起环境风险和国家进行生态治理的活动成为风险源，即将协调发展统筹于风险预防之中。针对依法给付义务等不确定法律概念，采取不同的解释方案将导致截然不同的适用效果。
再次，法定职责所包含的给付内容来源多种多样。[68] 根据学者在2014年行政诉讼法修改前的调查，实体性裁判在行政诉讼中运用的比例极低，最典型的是，变更判决在所有判决类型中的使用比例仅占0.1%。前引10，应松年主编书，第230页。1.限于法律规范规定的给付义务 行政诉讼法第73条中的依法，应当限缩解释为由法律、法规、规章规定，适当包容依行政规定，而将行政协议、行政承诺所约定的给付义务排除在外。
我国行政法上的给付多出现在给付行政一词中，是一个同生存照顾密切相关的概念。[72]就此而言，给付判决在行政诉讼制度中的功能定位应被理解为，弥补以程序性裁判为原则的履行判决的不足，承担实体性裁判的分工。
[56] 王汉斌：《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草案）的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89年第2期。[77] 参见前引2，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编书，第194页。行诉解释第92条列举的抚恤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和社会保险待遇三项内容，均属金钱或财物的给付。从字面上看，法定职责受法所限，只能源自法律规范，在实际裁判个案的过程中，法已被扩张解释，源自行政规定、行政行为、行政协议、先行行为的职责，均被认为是法定职责。
3.拒绝或者拖延履行义务 行诉解释第92条规定，在被告依法负有给付义务而拒绝或者拖延履行义务的情形下，法院可以适用给付判决。不能设定内容具体的义务，仅仅是声明概括性义务的，谓之程序性裁判。[9] 值得注意的是，行政诉讼法第73条将这一要件表述为被告依法负有给付义务，由此推出，作为给付义务之基础的法律关系也应依法生成。[53]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法发〔2007〕2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和改进行政审判工作的意见》（法发〔2007〕19号）。
给原告造成损失的，判决被告予以赔偿。给付判决的适用要件被表述为查明被告依法负有给付义务，裁判方式被表述为判决被告履行给付义务。
在形成类判决中，实体性裁判对应于变更判决，程序性裁判对应于撤销合并重作判决。如果须由行政机关事先核定给付金额，则应当由行政机关先行处理。
1989年行政诉讼法第54条第3项对履行判决作了如下规定：被告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法定职责，判决其在一定期限内履行，其强调了履行判决应明确履行的期限，但未明确法院在判决中是否要明确法定职责的具体内容。就文义而言，给付意为款项等的给予，给付的内容多限于金钱或财物。[64] 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8号）第60条第2款进一步规定：人民法院判决被告履行法定职责，应当指定履行的期限，因情况特殊难以确定期限的除外。这里的‘行政行为是一个大概念，可能是一种积极的作为，也可能是一种消极的不作为。[54]然而，这样的低强度审查模式只能达到辨别行政行为是非曲直的目的，对于行政纠纷的解决往往起不到实质效果，极易陷入行政诉讼程序空转的尴尬境地。第69条系原告败诉的唯一判决类型，即驳回诉讼请求判决，第70条至第78条均系原告胜诉的判决类型。
程序性裁判仅笼统地要求被告履行义务，而不涉及义务的具体内容。熊勇先：《行政给付诉讼研究》，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119页。
上述两段切分在行政诉讼法的条文中体现得非常清晰。[60]比较法上，较为通行的做法是区分诉讼类型，针对不同的诉讼类型设定不同的司法审查强度。
（二）裁判方式的明确化要求 关于给付判决的裁判方式，行政诉讼法第73条仅规定了判决被告履行给付义务，行诉解释第92条在此基础上作了进一步充实，增加了一定期限内和相应的两项限定要素。[36] 参见前引18，张卫平书，第414页。
[67]但即便如此，司法实践中将履行判决作为实体性裁判的案件还是少之又少，履行判决摆脱不了其以程序性裁判为原则的基本定位。在高强度审查模式下，也保留了司法权不得进入的领域，否则行政权的存在就失去了意义。[43]对于非行政决定的其他给付的范围，有学者在参照德国法的基础上认为，应当包括财产性给付和非财产性给付两部分。唯有具备这些条件，法院方可作出给付判决。
监督行政与纠纷解决之间的张力在司法审查强度上体现得最为集中。[13]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最高法行申3461号。
（4）因财政原因暂时无法支付。[21]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最高法行申5903号。
而这种给付请求权，既有可能来自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来自一个行政决定或者一个行政协议的约定，也有可能来自行政机关作出的各种形式的承诺。最高人民法院即便承认具有正当理由的拖延履行，也须对其作出严格解释，谨防正当理由在司法适用中被滥用。
并且，若行政机关后续作出的行政行为仍属违法，法院还需另案判处撤销，实属浪费司法资源。扩张解释给付判决中的依法，则将导致实体性裁判扩展到更多领域，致使司法权对行政权审查的强度普遍提升。行诉解释虽对其有所填充，但仍留有很多空间。[73] 需说明的是，程序性裁判—实体性裁判标定了两种判决类型的基本倾向，但并不意味着履行判决只能是程序性裁判，给付判决只能是实体性裁判。
若吸收这一观点，在拒绝履行的情形下，究竟要合并适用撤销判决和给付判决，还是单独适用给付判决，应视原告所请求的给付义务之性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简称行诉解释）第92条、第93条对给付判决的适用条件和裁判方式作了进一步充实，同行政诉讼法第73条结合起来，形成了一主二辅三个条文的基本架构。
[81]这一点通过体系解释亦能得到很好的说明。（二）作为实体性裁判的给付判决 低强度审查模式—高强度审查模式的司法审查强度区间意味着法官在具体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应当理性权衡，选择适当的司法审查强度，而不是一味追求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尊重，或是一味强调司法权对纠纷解决的回应。
值得讨论的是，针对拒绝履行的情形，应当合并适用撤销判决和给付判决，还是单独适用给付判决。最高法院的上述裁判中似乎也隐藏着另一层意思：如果给付义务尚不明确，法院无法做出给付判决。
